汪朗兄跟其父一样，是个真诚率性的人。

谈到父亲汪曾祺，他说自家老头好美文、好美食，自然也好美色。身边一旦有美女，就人来疯，主动给人家写字、画画，从来没有倦色。

有的美女就不厚道，从老头子那里骗去了许多字画。

许多研究者说汪曾祺是“最后一个士大夫”“学者文学的代表”，汪朗就颇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老头子杂七杂八的东西也知道一些，但是很不成体统，有杂而无学。”“老头子虽然是搞文学创作的，但是家里像样的文学书很少。‘文化大革命’之前，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。别说什么孤本善本，就是人们熟知的文学名著、大师文集，都和他嘴里的牙一样，残缺不全。”

他说老头子只是一个杂家而已，看杂书，写杂文，吃杂食。

汪朗越是这么说，我们越是感到汪曾祺可爱、可敬，很是了不起。谁能把《饮膳正要》和吴其濬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及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读得那么津津有味，而且还衍生了那么多谈吃、谈草木的美文？唯独汪曾祺而已。

只有有趣的人，才能写出有趣的文。人趣先于文趣，有什么样的人，就有什么样的文。汪曾祺喜乐，文字总有温暖颜色；而孙犁悲苦，文字就总是离不开伤人伤逝的感叹。

由汪曾祺想到我自己。

我不喜欢装腔作势的文字，也不追求膏腴大餐，仅凭趣味购书，读得下就读，读不下就弃之他处。我不想做学问家，只不过是为写作汲取一些营养。但我对美食没感觉，略有兴味的只是几样家常小菜，计有：蒜泥茄子、辣白菜、拍黄瓜、七成熟的炸花生米和肉皮冻、渍酸菜。

吃家常菜胜于大餐，因为在正经的席面上我吃不饱，所以我很农民，很俗。即便是读了许多洋书，骨子里也多是乡土情愫，颇有些食洋不化。

可以看出，我的饭口偏窄，杂不过汪老头，所以他丰富，我寡淡。

杂吃杂写是大气象，偏食偏写格局就小。或许我的年龄不到，到了，可能也能杂得下去。

能够杂，说明顾忌少，我现在的顾忌太多，放不下身段，没有进入率性的境界，就缺少真趣。比如汪老看喜欢的美女，可以直视，也可以把这种喜欢写出来，比如他写铁凝的小腿儿，美得一塌糊涂。我正好相反，遇到喜欢的美人，本能地掩饰，用余光瞥，文字里也不敢据实而写，只是放纵于小说里。所以，人进入老境并不可怕，有了直面人生的勇气，真趣就不请自到，就能写出有意思的东西。

杂，或许也是一种处世阅世的方式。以前我与人交往，只选择能合得来的人，现在就不同，什么路数的人都能接近，总能找到契合的话题。以前我读书，总是正襟危坐地把一本书读完，否则就感到没有读，现在则可以把不同的书堆在床前，随意浏览一番，也能读出个子丑寅卯，虽然哪一本也没有读破，仍感到是读了。这种杂处和杂览，可能就是率性的开端，离汪氏的杂写已不远了。

杂，或许也是一种取舍之术。什么都可以进入，什么都可以淡出，不偏执于一事一物，就豁达了。这种豁达，或许也是一种能力，任性取舍，不以得为得，不以失为失。这样，来去自由，就有了旁观者的心态，能够欣赏自己的生活，无趣处有趣，无意义处有意义，收益反而多了。